其他角色的造型同样有文化逻辑渗透其中，殷商和东南西北四方诸侯国的人物造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的“五行五色”概念。殷商五行属金，体现“殷人尚白”的传统；东方五行属木，尚青；南方五行属火，尚赤；西方五行属土，尚黄；北方五行属水，尚黑。此外，剧组找到一个专门做手工刺绣的非遗村子，聘请当地绣娘负责片中服装的刺绣。姜王后的礼服尽显华丽，仅云肩就“至少有七层的工艺在同一块布上，从做到调整应该至少八九个月”，整套服饰的重量，让袁泉感慨：“我觉得我必须要练练肌肉，才能把它撑起来。”所有玉饰也全用真的玉石定制雕刻，费翔在特辑中赞叹道：“上面镶的那些玉都是真的玉石。所以我们穿起这些服装的时候，也是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的。”这些精心设计制作的服饰，不仅让演员们更添对角色的信念感，也将让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之美。《长安三万里》还塑造出了李白与高适这两个极为立体的人物形象，既与历史互文，又基本符合受众的审美期待。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的“天花板”，其诗奇幻瑰丽，他是世人眼中超脱于六界之外的谪仙人形象。与以往认知有所出入，片中的李白多了几分“人气”。他心有傲气，会因崔颢的一首《登黄鹤楼》而自愧不如，立志下扬州作好诗；他性子顽劣，会同裴十二盗劫柘枝舞女；他彷徨迷茫，会向孟浩然寻求是否入赘的答案；他甚至会犯错，耽于酒乐而忘却与好友高适的约定。但这种复杂的形象也从侧面突出了李白的矛盾性，他有出世魂，亦有入世心；他望展鸿鹄之志，却无奈只能流连诗酒之间。所以他隐居庐山后才会应永王之求，出山为其作诗。这一情节的设计，将历史上那个既可高唱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高傲李白与又可低吟“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无奈李白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。相较于李白，高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更偏类型化，他出身低微，口齿不清，非读书之才，但是勤奋刻苦成了他的标签，于是他成长为独当一面、收复长安的武将。在高适的身上，成长弧光熠熠生辉。但是，站在历史长河而观高适，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人。在片中，他更多被塑造成了中间人的形象。站在长安历史的中间，他是唯一一个看见盛世长安与废墟长安的人；站在诗歌发展的中间，他既与“诗仙”李白交心，又与“诗圣”杜甫交志，是连接唐诗飘逸之姿与唐诗纪实倾向的诗人。事实上，李白与高适既相似又相异，他们在少年得意之时相识，有着对长安的美好向往，却自扬州分别后，走上了各自的道路。造化造物，因缘际会，李白与高适所寻之道不同，所行之事也不同。影片将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置于前台，再次将出世与入世这一议题悬于二人与观众之间，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以高适勇退吐蕃的叙事和携《河岳英灵集》而游四海的结局让出世与入世达成和解，即大丈夫自当如李白《侠客行》中写到的一般，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，”既能入世而为又能出世而行。影片中，李白亲言《侠客行》乃依高适形象而作，这也道明李白入世之心。可是时代阴影下，李白的命运早已注定，宿命论说为李白蒙上了悲情，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，高适对命运的反抗更显悲壮，对他人的悲悯也更具力量。